我一生致力于追求理性，总是希望能用理性更好地解决问题。我相信我的思维方式很有用，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像我这样思考。我提倡采用基本的、跨学科的思维方式解决复杂的人类问题。这种思维方式一定会得到广泛传播。
——查理芒格
缅怀投资大师
2023年11月28日，查理·芒格先生安然辞世，享年99岁。消息传出，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缅怀。在伯克希尔的公告中，巴菲特写下了高度凝练的挽言：
“Berkshire Hathaway could not have been built to its present status without Charlie’s inspiration, wisdom and participation.”
诚然如是。查理是那位“让巴菲特成为更好的巴菲特”的幕后智囊。
1972年，查理成功说服巴菲特，以2500万美元的“高价”收购加州糖果制造商See’s Candies，为伯克希尔累计创造了超过20亿美元的销售额。该项收购，成为巴菲特投资理念转型的代表性案例。
1978年，时年55岁的查理，接受巴菲特的邀请，成为伯克希尔的合伙人，并担任副董事长的职务。此后，两人共事近半个世纪，共同创造了伯克希尔的超长期复合增长奇迹。
在巴菲特眼中，查理也成为他的老师格雷厄姆之外，最为推崇的人。用巴菲特自己的话来说：
“他用思想的力量拓展了我的视野，让我以火箭般的速度，从猩猩进化到人类，否则我会比现在贫穷得多。”
纵观查理的一生，加入伯克希尔，可谓是上下半场的分界线。在人生的下半场，查理为世人留下了大量启迪心智的真知灼见。在这些真知灼见的背后，闪烁着古今中外圣哲先贤的智慧之光。
然而，在此之前，查理上半场的人生，远非一帆风顺。
我相信，在正式探讨格栅模型之前，花一些时间仔细感受查理的人生上半场，会有助于我们的理解。
1924年，查理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镇中产家庭，祖父是一名联邦法官，父亲毕业于哈佛法学院，是一名律师。小时候，查理有轻微的阅读障碍，经过母亲的耐心辅导，最终使他克服了障碍并爱上了阅读。
高中毕业后，17岁的查理考入密歇根大学，就读数学专业。1943年，珍珠港事件爆发，19岁的查理被迫辍学，投身战争。由于体育成绩不达标，查理被分配到阿拉斯加做了一名气象研究员。后来，又被派往新墨西哥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程，并在加州理工学院接受了气象学培训。
在加州理工学习的时候，经妹妹撮合，21岁的查理与第一任妻子南希结婚，先后生育了三个孩子。
1946年，查理得以从战争脱身，决定申请父亲的母校哈佛法学院。然而，第一次申请，哈佛以学历不够为由拒绝了他。好在，校友子女的身份帮到了他，第二次申请时，因为这层关系查理得以进入哈佛法学院。
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后，如愿拿到法学博士的查理，进入洛杉矶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成为一名职业律师。至此，查理子承父业，顺利继承了父亲的衣钵。
1953年，29岁的查理，与第一任妻子感情破裂，离婚后住进了破旧的单身公寓。一年后，8岁的儿子泰迪患上了白血病。更要命的是，泰迪没有健康保险。查理只好一边拼命工作赚钱，一边照顾病儿和其他两个孩子。
那段日子颇为艰难。当时的医疗水平对白血病毫无办法，查理只能每天去医院抱抱孩子，然后偷偷哭着走回公寓。泰迪日渐衰弱，9岁时不幸离世。
先后经历离婚与丧子，并没有压垮查理。在生活上，查理与第二任妻子南希结婚，两人婚前各有两个子女，婚后又生育了四个子女。这段感情一直持续了55年，直到南希去世。
在事业上，1965年，查理退出了合伙的律师事务所，专注于管理自己的投资公司。查理先后涉足了5个房地产开发项目，短短几年赚到了300多万美元。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股市在“漂亮50”的带动下大幅上涨，查理管理的基金净值同样水涨船高。然而，1973-1974年，随着“漂亮50”的崩盘，查理的投资公司遭遇了巨额亏损，基金净值回撤近六成。此时，年届半百的查理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要坚持还是放弃？最终，他忍痛关闭了自己一手创办的投资公司。
两年后，52岁的查理，患上了白内障。要命的是，治疗手术失败了，导致左眼失明。作为一个热爱阅读的人，查理只是平静地对身边人说：“我是时候，学习盲文了。”好在，最终右眼的视力保持了终身，学到的盲文没有派上用场。
在30到50岁这二十年里，查理的人生遭遇，可谓跌宕起伏。结婚、离婚、再婚，生子、丧子，就业、创业、清盘，暴赚、大亏，再加上单眼失明，几乎涵盖了中年危机的主要内容。
佛家有言：“烦恼即菩提”。所以，我相信，查理丰富的中年经历，为其后半生的智慧酝酿，提供了不尽的源泉。
格栅思维
一生酷爱阅读的查理，在许多人心中，已成为天才与智慧的代名词。
在这本“行走的百科全书”之中，蕴含着著名的思维结构——格栅模型。围绕着它，查理整合了自己的毕生所学，而这几乎囊括了人类目前为止的主要智慧结晶。
格栅，实际上是个动态的比喻。既可以看作篱笆的制作，又可以视为结晶的过程，还可以类比网络的延伸。核心是，新增加的模块，可以有机地融入现有的体系结构之中。
格栅的意义在于，将原本处于碎片状态的相互割裂的知识模型，整合成为多角度观察世界的利器，从而获得更完整的理解，进而激发出单一视角下通常难于发掘的深刻洞见。
格栅模型的建立过程，离不开多学科的自由探索，而驱动力常常来自内心最深处的好奇。一旦建立起格栅模型，个体的思维就可以自如地穿梭于不同学科之间，而此时的观察对象则好似处于无影灯下。
在这种更宽广的视角下，看似独立的各个学科相互交叉起来，而且在交叉的过程中，彼此都得到了加强。学科边界的打破，以及跨越学科的融合，最终成为了普世智慧诞生的温床。
在查理看来，通过整合不同学科的思维模型建立起的思维格栅，是投资获取超额回报的强有力途径。如果从不同学科的角度能得出同样的结论，那样做出的投资决策会更正确。换句话说，更全面的理解让我们成为更棒的投资者。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查理是如何在投资领域，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思维格栅的。
跨学科整合
格栅模型的建立过程，相当于重走一遍人类的文明之旅。受制于篇幅，以下我仅尝试一些代表性的脉络。
1.牛顿的追随者
牛顿三大定律的发现，是近代物理学最重要的事件。基于开普勒发现的行星运动的天体法则，伽利略提出的自由落体的地表法则，以及笛卡尔倡导的宇宙万物的力学法则，牛顿整合出经典物理学的宇宙法则——万有引力定律。由此，天上地下的运动规律，得到了统一的表达。
牛顿世界观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攻城拔寨，吸引着社会科学家的蜂拥效仿。
当目光从宇宙投向市场，变动的是研究对象，不变的是研究思想。牛顿第一定律——惯性定律，描述的是：没有外力作用下，系统倾向于保持不变。这一思想映射为对市场均衡的偏好。类似的，牛顿第二定律描述的是：外力作用将会按照确定的方式改变系统的运动。其映射为对市场有效的青睐。
外力作用于物体，是无差别的。同样的力，施加于同样质量的物体，就产生同样的加速度。市场因子作用于个体，同样需要是无差别的。因此，理性人的假设就登场了。
在数代经济学家的不懈努力下，牛顿世界观完整地嵌入了市场模型，有效市场理论横空出世。供给与需求，在价格信号的指引下，会自发走向供需平衡。扰动因素带来的波动，最终会被市场纠正。股价无法预测，因为市场是有效的，因而也无法战胜市场。要想获得额外的回报，唯一的办法是承担更多的风险。
至此，有效市场理论统治了经济学的教科书。
2. 达尔文的馈赠
然而，有效市场理论，有着两大死穴。其一，市场会不定期走向极端，无论是1987年的股灾，还是2008年的股灾，都远远超出了均衡的范畴，有效市场理论对此一筹莫展。其二，个体会时不时缺乏理性，不仅有极度的悲观与狂热，还有许多理性之外的内生偏好，理性人的假设岌岌可危。
也许，市场并不像钟表那般机械，而更像是有机的生命体。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揭示了物种演变的基本规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市场中的个体，就像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雀鸟，在体征和习性上都很不一样。在经济系统的环境约束下，适应性强的个体生存下来，而适应性弱的个体则走向消亡。个体之间的学习与模仿，让强适应性的个体特征与习性得以传播，于是新的市场“物种”诞生了。
能够突破“均衡”与“理性”的约束，让达尔文世界观越来越为经济学家所青睐。此前所谓的市场“异象”，在演化的视角下，得到了重新诠释。
约瑟夫·熊彼特，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不断创新和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创新思想经由企业家，转换为创新产品，进而对经济的旧秩序发起强大的冲击。经济的发展过程，由此具备了十足的跳跃性。由于看到了未来的巨大潜力，资本以直接或间接融资的方式，深度参与了创新过程，进而加快了创造性破坏的进程。
以美国股票市场为例，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主流交易策略。比如，20世纪30-40年代流行账面价值折扣策略，50年代流行高股息策略，60年代流行高利润增长率策略，而80年代流行高ROE策略，等等。
策略交替流行的背后，是以资产再配置为核心的市场选择的力量。当新的策略被发掘后，资本会被重新配置——用生物学的术语就是，种群发生了变化。资金分配对金融进化的影响，正如食物分配对生物进化的影响。最终，成功的策略吸引到越来越多的资金，而成为主流的策略。
与此同时，蜂拥而至的资金，使得主流策略产生的边际利润递减。随着策略逐步失效，新的个体带着新的想法入场。如果更新的策略是有效的，资金会再次转移，进化过程重复发生。市场由此也保证了策略的多样性，为日后的演化提供基础素材。
复杂系统模型
伴随着牛顿机械论走向达尔文进化论，系统模型由简单走向复杂。
复杂系统，由众多个体组成，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系统之间存在着形式各异的互动。在自然生态系统中，蚁群、鸟群、鱼群、兽群，是常见的例子。在人类社会系统中，经济系统、社会系统、股票市场，是其中的代表。
在以平衡为核心的牛顿世界观中，系统的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关系是线性的，细微的改变造就小的结果，大的改变产生大的结果，而且结果是可预测的。这类简单系统，可以在局部研究的基础上，加总出整体特征。
在以演化为核心的达尔文世界观中，系统的输入与输出之间是非线性的，细微的改变可能有巨大的作用，同时大的事件也可能只产生小的改变。不仅如此，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会由于反馈机制而改变行为，从而体现出适应性特征。与简单系统不同，复杂系统必须作为整体来研究。一旦切分为局部，由于丢失了互动，无法还原出整体特征。因此，复杂系统的结果是不可预测的。
基于复杂系统模型，圣塔菲研究所提出了经济学的四个特征：
松散的互动：经济体系中的现象是由众多平行的个体互动而成，任何个体的行为都取决于其他个体的行为以及行为产生的体系。
没有全球调控者：尽管有很多规则和研究所，但没有谁能掌控全球的经济；相反，经济受经济体中的个体间的竞争和合作调控。
持续的适应：个体的行为、行动和策略，以及制造的商品和提供的服务，都要随着经验的积累而不断修正。经济体是适应性的，它是持续进步的体系。
动态的不平衡：不同于经典经济学中的均衡模型，由于不断地改变，经济体是不均衡的。
在复杂系统中，个体自发的适应性，会在系统层面展现出所谓的“涌现”现象。在自然生态中，随机觅食的蚁群，会基于个体散发的味诱激素的浓度，而自发形成觅食的最优路径。在社会系统中，亚当·斯密的“无形的手”，是涌现行为的绝佳例子。
既然不存在全局调控者，那分散的个体是如何聚在一起，形成复杂体系的呢？
对此，保罗·克鲁格曼以城市商圈的发展，以及大城市的演变为例，提出了自组织理论。在不考虑因为外在事件的情况下，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循环主要由自我加强导致的。
在繁荣时期，自我加强的过程会产生更多的建设和制造，供过于求，则投资的回报开始下降，这个时候也就是经济系统崩溃的开始。而经济崩溃本身也会自我加强，导致越来越低的产出，当产出不足以满足需求时，投资回报将有所增加，于是又开始新一轮的经济复苏。
而股票和债券市场没有绝对控制者，这两个市场也是自组织和自我加强体系的绝佳例子。伯·巴克借助自组织临界点，对股灾的不定期发生做出了解释。
经济系统中的大多数事件，无法用单一的理由解释，而更可能用由很多小事件导致的雪崩效应来解释。以沙堆为例，假设有一台机器将沙子一粒粒洒在一个大的平台上，很快形成了沙堆。随着沙子的堆积，沙堆的侧面变得平滑。最终，沙堆无法再变高。沙子落到最高点的时候就会直接滚落。
沙堆是自组织的，因为没有人决定任何一粒沙子的位置。每粒沙子都被其他无数的沙子固定住。当到达最高水平时，我们说沙堆到达了临界点，濒临不稳定的边缘。
此时，再加一粒沙子，将会造成一个小崩溃，沙粒会沿着沙堆的侧面落下。如果遇到了一个稳定的位置，沙粒将会停下；否则它将一直滚落，甚至还会撞到其他不太稳定的沙子，让更多的沙粒滚落下来。这场雪崩一直到所有不稳定的沙子都落下了为止。
回到股市，巴克将投资者分为两类：理性的基本面交易者，基于股价和真实价值之间的差异来决定买入或卖出；易受影响的趋势交易员，基于股价的涨跌来买卖获利。大部分情况下，趋势交易者和基本面交易者的相互作用基本是平衡的。
随着股价的上升，越来越多的基本面交易者决定卖出股票，离开市场；同样，越来越多的趋势交易者被股价上升所吸引而进入市场。随着基本面交易者的减少，以及趋势交易者的增多，沙堆的形状变得越加陡峭，发生雪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随着基本面交易者和趋势交易者之间的比例走向失衡，在多样性消失的同时股灾也不可避免。
周期性地到达自组织临界点，是复杂系统走向不稳定的内在根源。由于对经济周期以及股灾的有力解释，自组织理论成为社会科学大一统理论的合格候选者。
不理性的来源
既然参与市场的个体，并不符合理性人的假设，那么不理性是从何而来的呢？
社会心理学家，尝试从群体心理对个体思想的影响来入手。有趣的是，研究的结果指向了两个泾渭分明的方向。
其一，集思广益——当参与群体的个体具备足够的多样性与独立性时，集体的决策由于整合了个体的智慧，而更为优秀。
其二，乌合之众——当独立性和多样性匮乏时，集体的决策总是低于个体的智慧。
当股票市场的参与方具有足够的独立性和多样性时，即使存在一些不理性的投资者，并不意味着市场是没有效率的。与此同时，有效市场理论的支持者，刻意锁定“理性人”，显然没有理解市场效率的发生机制。
而当独立性消失，失去多样性的时候，市场就会走向无效。比如，当越来越多的人是基于其他人的行为而做决定时，羊群效应弱化了多样性，随之而来的是市场走向泡沫或者崩盘。而个人放弃独立思考，转而选择从众，最主要的原因来自于群体对个体的心理压力。
行为金融学家，从个体的角度来研究，是什么在主导我们的经济行为。
最具代表性的是预期理论，其核心思想是个体更厌恶损失。实验数据表明，个体对损失的内疚，超过获得等量财富时的欢愉，差不多是2~2.5倍的差距。这导致了，个体宁愿维持可能更大的潜在损失，也不愿止损而实现较小的损失；与此同时，个体宁愿实现较小的盈利，也不愿维持可能更大的潜在盈利。
这种“短视性规避损失”的行为特征，被用于解释为什么股票市场会长期保持相对于长期国债的风险溢价。此外，它也告诉投资者，要避免频繁查看账户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事实上，能够克服“短视性规避损失”的冲动，是成为伟大投资者的前提，巴菲特深谙此道。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心理学家发现人类的认知，有着内在的缺陷。
比如，人类的大脑，通常倾向于走捷径——依赖直觉（系统一），而不是更耗能的深度思考（系统二）。为了消除不安感，人类会相信那些可以消除不安的花言巧语，而不是接受不确定性。在先入为主的信仰影响下，我们会收集那些与信仰一致的信息，而忽略相反的信息。我们的记忆并不总是可靠，遗忘的细节会让思维模型变得不稳定。
对投资者来说，互联网时代可能带来更大的伤害。信息过载，会导致知识幻觉，也就是巨量的信息，会让投资者对自己的选股能力过于自信。而股价的实时查询，会极大地增加投资者产生负面情绪的次数。
同时，互联网带来更多的噪声。投资者需要有效的修正装置，来克服交流中的噪声，使之更容易做出理性的判断。对此，查理的《人类误判心理学》，整合了诸多人类的认知短板，是构建个人“修正装置”的良好出发点。
世界观的底蕴
对市场的认知困难，根本原因来自何方？
是市场本身真的无法解释？还是人类的认知局限所致？前者意味着市场本质的不可知，而后者来源于人类理解的局限性。
所有的科学研究，建立在人类可知的基础之上。而科学研究的本质，就是找到新的方法来描述研究的对象。从这个意义来讲，错误的解释源于错误的描述。认知的进步，意味着重新思考已有的解释，并给出新的解释。
维特根斯坦，就人类语言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刻的反思。人类所见的世界，由人类选择的词语定义并赋予意义。换句话说，我们怎么看世界，世界就是怎样。
于是，叙事构成了人类传播信息的有效方式。我们与他人的交流，就是基于一系列的故事。这些故事不受限制，是形而上学的而非固定的。甚至，为了进一步解释或捍卫自己的描述，人类会创造出自认为是真实的故事。
在投资领域，也是如此。经济复苏、金融危机、超印钞票、通货紧缩，各种宏大叙事主宰着市场，你方唱罢我登场。同样的事实与数据，可以有不同的叙事。关键在于，叙事的背后，需要有数据和逻辑的坚实支撑。叙事的发展，也要有持续的数据和一致的逻辑做支持。
威廉·詹姆斯所代表的实用主义，是美国特有的哲学流派。其关注的重点，从哲学思想本身，转移到了持有它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上来。举个例子：问上帝是否存在，这是浪费时间，因为答案没有意义；我们只需要知道信或不信上帝，会让我们的生活产生什么不同。
实用主义认为，思想的最终功能是形成行为习惯。信念的伟大作用，在于总结过去的事实，然后引领新的潮流。我们对真理的理解是不断进化的，思想之所以正确，只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它与我们其他经验之间的关系良好。
实用主义的意义在于，它让我们在未知的世界里大胆航行，而不至于在绝对真理的荒岛上搁浅。与之而来的，人类从对绝对真理的追寻中解脱，转向寻找当下的真理，并不断地根据最近情况发展它。
对于股市来说，也许并没有一种衡量价值的方法是绝对正确的，主流的方法更多的是对时代特征的呼应。而超额收益的来源，取决于投资者是否拥有与众不同的的分析数据的方法，以及能否以恰当的叙事对此加以传播。
在这个意义上，实用主义是建立和运用格栅思维模型的最佳哲学。
阅读法的助益
学习，离不开阅读与思考。有趣的是，用心选择投资，和用心读书需要同样的技能。
首先，我们要成为明辨是非的读者。在海量的书籍面前，能够快速去芜存菁，识别出哪些值得深入阅读。
其次，完成分析性阅读。在读书笔记的帮助下，全面完整地吸收书本的内容。再次，将事实与观点分离。对于事实，需要通过交叉验证来评估其真实性。对于观点，则要进行深入的批判性思考，以确定其可信度。
对于股票市场的研究报告来说，还需要确认报告中是否包含了某种利益，其中有无分析师长期的个人偏好，以及分析师的意见是否与之前报告的提法不同。如果分析师改变了观点，有无合理的改变理由。
阅读的根本目的，是增进对世界的理解，而不只是获得信息。通过阅读接受的新观点，还需要先在大背景下评估其价值，再决定是否将其纳入自己的格栅思维模型之中。
长此以往，不仅可以大量增加我们在不同领域的有用知识，而且将同时提高我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而高质量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是成功投资的必要基础。
有趣的是，想象类读物同样很有帮助。这类作品传递的是经历，作为读者，体验这种虚构的经历，会丰富我们的感知力和想象力。想象类读物以可信方式刻画的人物、活动和感情，会让沉浸其中的读者受到电击般的强烈触动，从中得到的启示甚至会相伴终身。
好的文学作品，通常站在批判的立场，以其文字的魔力将读者和书中人物结合起来，让大家同呼吸共命运。好的文学作品，增加了大多数商业非虚构读物所不具备的东西——将复杂事件进行戏剧性的处理，让身临其中的读者，能够学习他人的经历。
概率论的支撑
巴菲特曾经介绍过自己的估值模型。首先，列出现金；第二步，估计业务期的长短及业务期内现金增长的概率，然后对现金流进行折现，得出现值。
这是一种基于债券估值方法，投资者把关注重点放在了企业的未来收益上。关于未来，巴菲特说过：“宁要模糊的正确，不要精确的错误。”然而，预测企业的未来现金流是困难的。
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要有能力做出决策的优化。因而，我们需要将概率引入估值模型。
雅各布·伯努利指出，概率从本质上应该被看作确定性的程度，而不是绝对的确定性。在此基础上，托马斯·贝叶斯给出了统计推理方法，奠定了将概率论应用于实践的基础。
贝叶斯定理，给出了如何在初始结论的基础上，根据最新的客观数据，给出改进结论。基于此，股票估值演变成为一棵决策树，每条树枝代表了新的信息，指向估值概率的改变。估值修正，演变成决策树的扩展，以容纳不同的时间区间和增长率。
除了计算估值，概率还可以帮助测算仓位。爱德华·索普，是将凯利公式应用于赌场和股票市场的先驱。简单来说，下注的仓位等同于2倍的成功概率减去1。需要注意的是，要想让凯利公式有效发挥作用，你不仅要有无限的存款，还要有无限的时间。因而，实际运用时，最好将公式给出的仓位比例，向下修正。
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常常超出了人类的认知。小概率事件，其发生的概率也许并不像理论上显示的那么小。纳西姆·塔勒布研究了一类特定的黑天鹅事件，其特征包括：过去发生的事情无法令人信服地指出其未来发生的概率，带来极端影响，人类本性促使我们在事后编造理由，使其变得可解释和可预测。
用统计学家的话来说，黑天鹅事件显示出“肥尾”特征。与正态分布不同，“肥尾”事件提高了它们实际发生的概率。
在这些概率工具的帮助下，投资风险管理得到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它们只是帮助投资者缩窄了市场中存在的不确定性——但并没有消灭它。黑天鹅事件，以其特有的隐喻，时刻提醒着我们这个世界背后的野性，在伺机而动。
格栅思维的进化
格栅模型的建立，可以从两种角度来看待。
第一种，个人确立目标，通过自己的持续努力，不断添砖加瓦。
第二种，从当下出发，按照即时的需要，生长出新的枝丫。
无论是自上而下的自觉，还是自下而上的自发，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更为重要的是，思维格栅是达尔文世界观的产物，它本身就像生命体一样，处于不断的新陈代谢之中。
一方面，我们要不断地学习和探索新的思考方式，对世界提出新的看法和解释。这为格栅模型提供了基本的素材。
另一方面，借助类比和隐喻，把学过的知识联系起来，以获得新的洞察。实际上，每一次类比的建立，就为格栅模型构建出一条新的连接，也为打破学科边界提供了新的通道。
足够多的模块 + 足够多的连接 = 优质的思维格栅
拥有思维格栅的人，在面对新情况的时候，其思考过程大致如下：
我以前从未见过同样的情况，
但是我见过类似的事情，而且我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怎样做是管用的，所以我将从那里开始尝试，然后不断改进。
针对新情况的处理经验，同样会反哺思维格栅。比如，借助贝叶斯定理，来更新决策树的后验概率。从而让自己的判断，与世界的当下，更为契合。
就像进化一样，思维格栅的更新，永无止境。
后记：不仅是投资
实际上，思维格栅并不只对投资有益，正如查理所言：
“挑选股票，不过是普世智慧的一个分支应用。”
那些致力于理解这种关联知识的人，能更好地为人处世，他们不仅能成为好的投资者，同时还是好领导、好市民、好父母、好配偶和良师益友。
思维格栅的最大意义，是让我们从“单一思维”中跳跃出来。横看成岭侧成峰，查理相信，我们社会所面对的大量问题只需将其放入横跨多个学科的格栅中就能够得以妥善解决。
最后，让我用查理在南加州大学的一次报告中，所讲述的金句作结：
“真正的学习和持续的成功，属于那些首先构建出格栅思维模式，然后运用整体性、多样性的方式思考的人。”
这样的人，会因查理所称的“好上加好效应”，而获得更多的普世智慧。
愿你在探索智慧的路上走得更远~
